Month: December 2017

小城与大格局:在莱顿的学术体验

莱顿大学:自由之堡垒

受国学留学基金委资助,我于2012年9月负笈欧洲,进入有四百余年历史的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莱顿大学建立于1575年,是荷兰境内最古老的大学。为了奖励莱顿市民在1574年抵抗西班牙军队的英勇表现,威廉王子在此设立大学。据说威廉王子给莱顿市民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么免税,要么设立大学。市民认为免税令可以被撤销,但大学却不会轻易被搬走,故选择了后者。正是莱顿市民的英明抉择造就了一所杰出的大学。莱顿大学也因此与荷兰皇室关系密切,依传统,皇室成员均要在莱顿大学接受教育,现任国王和已退位的女王均是莱顿校友。这所大学以“自由之堡垒”作为校训,铭记莱顿市民在抗击外敌侵略中的坚韧不屈,更体现了其对学术自由的坚守。

莱顿大学有着百余年的汉学传统,自19世纪中期就设立了汉学教授职位,成就了许理和(Erik Zürcher)和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汉学名家。汉学系还创办了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至今连续发行,未有中断。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更是保存了大量的中文书籍,为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自本世纪以来,莱顿大学大力发展当代中国研究,并努力整合亚洲研究资源,目前拥有欧洲大陆最为雄厚的亚洲研究实力。

荷兰的大学小而精,虽使用大学之名,但往往每个学校只发展几个学科。例如,莱顿大学以人文、法学和医学见长,商学和工科则未成规模;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是欧洲工科名校,人文社科研究较为边缘;位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大学有欧洲顶尖的商学院,理工学科不成气候。因为走精尖而非综合路线,荷兰的大学在国际大学排名中不占优势。即便如此,荷兰的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学术排名的表现依然不俗:在13所研究类大学中,有12所可以稳定进入全球前200强,其中8所可以进入前100强。 荷兰政府曾经有意推动莱顿大学、伊拉斯莫斯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合并,组建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并沿用莱顿大学的名称。该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因为荷兰人坚持认为大学就应该小而精,不应该成为巨无霸。

 

我的博士之旅

荷兰的博士培养体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似,不需要修读专业课程,候选人只需将所有精力放在论文写作上。这要求博士生在之前的本硕阶段对所在学科有一个系统的学术训练,故跨学科、转领域的学生颇感压力。相应地,拥有研究型硕士学位是申请博士攻读资格的必要条件,持一年制课程硕士的申请人则需要加读一年转成研究硕士方可。在莱顿念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没有发表的要求,因为博士论文是申请学位的唯一标准。我的两位导师从未鼓励过我去发表文章,他们坚信学术发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成熟的研究和文章,所谓的发表无异于制造垃圾。不过,一旦学生有了像样的发表,导师会很高兴。

事实上,文科院系也认识到博士课程训练缺失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对一些跨专业的学生来说,学科训练的不足很容易让他们的研究褪去专业色彩,而只能就所研究之问题或区域发表见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院系会通过两种途径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鼓励博士生参加相关硕士课程的讨论,但不需要修读专门的学分;二是邀请校内学者集体开设专门课程,例如区域研究院每年为博士生开设名为Leiden Global的研究方法课程,从全校范围内邀请不同领域的教授开设专题性讨论,既让学生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提升,又在不同领域增长知识。

文科院系的博士生一般会有两名导师,其中一名导师可以从其他的荷兰大学邀请,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大学邀请,并不局限于本校或本国。这种组合方式给了博士生更好的机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合作导师。荷兰的教育体制中,博士生的正式身份是PhD Researcher,可以直译为“博士研究员”,身份上不属于学生。初到莱顿时,每被人问到Are you studying or working?我习惯回答自己是学生,屡屡造成不便。荷兰人性格爽直,常被外人批评粗鲁无礼,但恰恰是这种国民性格塑造了师生之间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导师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学生也不用毕恭毕敬。面对我的谦卑或不自信,导师最常说的话是:这是你自己的研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项课题,你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

我的博士论文有两位指导教授:Heleen Murre-van den Berg教授是基督教历史学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原就职于莱顿大学,目前担任荷兰内梅亨大学东方基督教研究系教授和系主任;Frank Pieke(彭轲)教授是人类学家,曾就职于牛津大学,2010年转入莱顿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的Chair(学科带头人),目前任莱顿亚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我的论文委员会有三名成员,一位是莱顿大学Ernestine van der Wall教授 ,是基督教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另外两位分别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教授和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Adam Chau(周越)博士,二位均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享有国际盛誉。我向两位导师建议了牛津和剑桥的两位外审专家,他们在了解二人的学术背景和声望后,认为他们是合适人选,然后正式发出邀约。幸运的是,两位学者都对我的研究主题感兴趣,欣然应允。

(笔者博士论文的封面与封底)

我的论文在2016年6月正式获得两位导师批准,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后发给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并最终在9月25号正式获得委员会的批准通过。一般来说,任何一名委员会成员均可做出三种决定:无条件通过、修改后重新审查再决定通过与否、不通过。当成员一致选择无条件通过时,博士论文才告通过,候选人的博士研究宣告结束,博士学位事实上已经到手。对于委员会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候选人有权拒绝,导师亦会尊重这一决定。当论文获准通过,候选人要做两件事:其一是设计并印刷论文,二是联系大学学术楼的beadle(持权杖的仪式负责人,出现在大学的所有仪式性场合)办公室,确认答辩时间。在荷兰,博士论文答辩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人生仪式,被称为promotion,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一次重大提升。人们常开玩笑说,一个人可以结几次婚,却只有一次promotion。既然这个仪式这么重要,博士论文也就不能含糊。依传统,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要有精心设计的封面,装订成正式出版物的样子。大学没有统一的答辩时间和学位授予仪式,所有仪式都只针对某位特定的博士候选人。莱顿大学所有的答辩都在一间古老的屋子里进行,正面的墙上挂着威廉王子的肖像,以纪念他倡议建立大学;四周的墙上则悬挂着数十幅肖像画,全都是大学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教授。答辩只有45分钟,不需要候选人汇报论文,身着黑袍的教授挨个提问,时间一到,beadle径直推门进入,宣布答辩结束。尽管答辩是个仪式,因为博士学位在论文通过那一刻就已经事实上到手了,但答辩本身依然让人紧张,这种紧张感既来自于仪式本身的严肃性,也来自于公开性。所有的答辩信息都会出现在学校和院系的网站上,所有人均可参加,无需预约,候选人可以邀请家人、同学和朋友,故现场表现关系重大。不幸的是,我在答辩环节表现颇为糟糕,深觉尴尬,好些天不能释怀。

(莱顿大学保持了数百年的传统,所有仪式性场合均由beadle持权杖主礼)

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离席,到一间专门的屋子里讨论是否可以颁发学位。如一致通过,beadle现场填写学位信息,并由导师和委员会秘书签名。约莫十分钟后,答辩委员会回到现场,由主席宣布讨论结果,接下来由导师宣读学位授予决定,并致贺词。

(笔者获颁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后的现场酒会,作者与导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合影,身边两位是答辩助手)

(学位授予仪式后的晚宴)

博士学位终于到手,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庆祝环节随即启动。首先是在学术楼一楼大厅举行酒会,两位导师、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现场来宾排队向我表示祝贺,合影留念,并赠送礼物。我们在一家餐厅共同享用了晚餐,我用荷兰式的幽默致辞,并提醒大家忘记答辩环节中那个愚蠢的候选人,但要记得Dr. Liu。

 

学术交流不该有国界

莱顿虽小,却有大格局。事实上,欧洲的顶尖大学大多位于远离都市的安静小城,但这并不影响大学的国际化交流。这给了中国大学一些提醒,远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大学不能以此为国际化的欠缺寻找借口。

我并未将自己局限在莱顿一所大学或荷兰一个国家,而是在欧洲主动开展学术交流,拓宽视野。我先后访问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中心,与两处的中国专家建立联系,并请他们参与指导我的博士研究。此外,我还积极参加各地的学术会议,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捷克帕拉茨基大学等报告自己的研究,并受邀在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法学院做演讲。

(莱顿小城多运河,是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安静之所)

在国外读书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很多西方学者并不真的懂中国,他们尤其难以开展特定领域的课题研究,而国内学者又多与国际学界隔离。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我当以此为鉴,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固步自封,尤其不能以“重建学术话语权”为借口有意避开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交流。我注重建立一个学术网络,目前已与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德国马克斯ž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系、台湾“中研院”民族所等机构的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如共同开展调研并撰写文章。在读书期间,我还注重申请相关的课题经费,先后拿到莱顿大学基金会、莱顿大学近代东亚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访问资助或实地研究经费。西方的许多大学或是研究机构每年都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资助中国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然而中国学生既对此类信息缺少了解,又不够主动、自信,错失了很多申请机会。

学术交流依赖于学术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想要走出去,只有在与全球同行的交流中才能真正得到进步。要达到这个目的,发表英文文章是必要条件。很多文科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很难处理博士论文写作和期刊论文发表的问题,博士论文是主业,需要全身心投入,但无发表则无学术竞争力,而期刊文章的发表又极耗费精力。正规的英文期刊均有完备的多轮匿名评审制度,从投稿到接收,再到正式见刊,往往需要两年或者更长周期,故需要我们提前准备,才能在毕业时有良好的发表记录。

 

为什么去留学?

我成长于乡村,从小就梦想走得更远,无奈天资愚钝,勉强考入大学。厦大给了我平台与机会,当有机会出国留学时,我的家人、导师和曾经相爱的姑娘支持了我,我去看世界的梦想方能实现。在看过几个国家的云,又行过几个地方的桥后,我对留学又有了不同的体会。很多次被人问起留学的意义是什么,我这样回答他们:养成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情怀;能够理解不同的文化,体会不同人群的悲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理想。

 

(原文发表于厦大研究生教育公众号)

About Jifeng

Jifeng Li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Xiamen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was previousl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Germany, where he still is a research partner.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Leiden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is working o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ra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sociologist, his research revolves around the interplay of ethnic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articular migration and religion,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Southeast Asia.

刘计峰,荷兰莱顿大学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曾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马普所)博士后研究员,目前兼任马普所研究合伙人 (research partner);主持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华人基督徒的族群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学术兴趣为宗教、族群与政治的交错互动,重点关注移民与宗教、海外华人、东南亚宗教与族群的多样性。